文 ｜吴怼怼

在太平洋两岸的科技版图上，一种奇妙的镜像正在发生。

大洋彼岸的硅谷，早已退居幕后的 Google 联合创始人 Sergey Brin （谢尔盖布林）重新走进办公室，与一线研究员并肩推演大模型架构。

而在亚洲，2021 年便将字节跳动 CEO 权杖交给梁汝波、此后极少公开露面的张一鸣，也正以一种高密度、深介入的姿态重回技术腹地。

有趣的是，之前谷歌的Gemini被嘲笑为美国版豆包。

两人的人生轨迹在 AI 时代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都已卸下繁琐的日常企业管理职务，却又不约而同地将最宝贵的时间重新倾注于人工智能，并将目光锚定在了同一个远期路标上——在2030年追平 OpenAI 与 Anthropic。

2030年是字节的时间表，对谷歌来说，这个时间表更为迫切。

判断一家巨头真正的战略重心，不要只看它的对外发布会，而要看它最高决策者的日程表。

自 2021 年卸任 CEO 后，张一鸣在公众视野中几乎处于“隐身”状态。但水面之下，他对 AI 的介入从未停止，甚至在近两年呈现出明显的加速态势。

从 2024 年下半年起，张一鸣开始每月固定参加字节跳动大模型团队 Seed 核心技术团队的复盘与讨论。

到了 2025 年 6 月，他更是频繁往返于新加坡与北京之间，只为更近距离地跟进技术演进。

业内流传的一个细节尤为耐人寻味：过去，普通的创业团队如果想约见张一鸣，往往需要排队等上一个月；而如今，AI 创业者想见他，只需要一周。

从“一个月”压缩到“一周”，折射出的不仅是一张日程表的优先级重排，更是一位顶级产品与组织架构师对技术代际跃迁的敏锐嗅觉。

在日常运营交棒之后，张一鸣得以从庞大的商业帝国事务中抽身，把精力重新聚焦在最底层的技术变量上——这与 Sergey Brin 摆脱 Alphabet 行政束缚、直接下场参与 Gemini 研发的路径如出一辙。

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竞争是产品迭代速度、运营精细度与流量规模的比拼，那么大模型时代的竞争，本质上是一场极端人才密度的较量。

在顶尖大脑屈指可数的背景下，常规的 HR 流程和单纯的薪酬支票往往会失灵，创始人亲自下场成了唯一的破局之道。

2024 年底，有报道披露张一鸣正亲自参与 AI 人才招聘，直接从竞争对手处吸引核心工程师与研究人员。为了网罗真正能定义下一代模型的人才，字节跳动既拿出了极具杀伤力的物质条件，也展现了罕见的耐心：

当各家巨头账面上都躺着充裕的现金时，能打动顶尖研究者的，往往不是冷冰冰的招聘需求，而是创始人本人对技术终局的判断、对研发资源的承诺，以及“三顾茅庐”式的尊重。

从亲自写代码、改论文的 Sergey Brin，到耗时八个月招募一员大将的张一鸣，两位创始人都在用最原始也最直接的方式，为各自的公司搭建通往 2030 年的人才底座。

比较幸运的是，字节除了重金挖人，seedance的主导者曾妍是校招生内部崛起，并且掌舵主力视频模型的。

当然，布林和张一鸣二位不像的地方也很清楚。

Brin 愿意上台、写备忘录、公开谈 AGI。张一鸣几乎不对外讲话。按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他即使在内部会上，多数时候也只是听和追问，约一半工作时间放在 Seed 上。

更大的差别在节奏。Brin 对 Google 说的是“快”：进办公室，60 小时，全力投入。

张一鸣对 Seed 说的是“慢”：不蒸馏，练基本功，接受暂时落后。Google 缺的是速度，字节缺的是积累，所以药方相反。

无论是 Google 还是字节跳动，在面对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类生而为 AI 的原生独角兽时，都曾经历过巨头的惯性阵痛。

追平甚至超越前沿模型，绝非一个可以通过季度 KPI 拆解出来的常规业务。它意味着动辄百亿美元级别的算力豪赌、对短期商业化回报的克制、对科研试错的高度容忍，以及对现有组织边界的打破。

在高度成熟的大型企业里，职业经理人往往受制于组织惯性与短期业绩考核，很难独自扛起如此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周期重担。

这正是“创始人模式（Founder Mode）”在 AI 时代全面回潮的深层原因。

创始人拥有天然的组织合法性与长期主义定力——他们可以绕过层层汇报机制，直接坐进技术复盘的会议室。

他们也有足够的魄力，把赌注押在五年甚至更久之后的 2030 年。

科技史上有一个有趣的规律：每一次真正的范式转移，都会把已经走下舞台的初代缔造者重新拉回聚光灯的边缘——不是为了重温旧梦，而是为了亲手开启下一场战役。

无论是穿行在山景城园区的 Sergey Brin，还是奔波于新加坡与北京航线上的张一鸣，他们的转身都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AI 的下半场，已经进入了拼耐力、拼人才密度、更拼创始人意志的深水区。 

距离 2030 年还有不到四年的时间，这场由创始人亲自挂帅的追赶战，才刚刚进入最扣人心弦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