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Yaffe-Bellany

编译：深潮 TechFlow

深潮导读：去年 10 月，特朗普赦免了因币安反洗钱失职、在美国坐了四个月牢的赵长鹏。这位加密首富回到阿布扎比之后，一边向亚洲各国推销监管方案，一边与阿联酋王室、特朗普父子创办的 World Liberty 绑上同一笔 20 亿美元的 USD1 交易。纽约时报记者今夏与他同车穿城，写下来的不是东山再起，而是一种效率极高、边界极软的权力生活。

因金融犯罪在美国入狱、又被特朗普总统赦免的赵长鹏，如今正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过着镀金的生活。

一、国王跪在身边

六月的一个早晨，加密货币巨头赵长鹏（Changpeng Zhao）开着一辆白色日产 SUV，停在阿布扎比瑞吉酒店（St. Regis）门外。赵长鹏是加密行业最富有的人，身家估计为 1140 亿美元。他住在附近一栋别墅里，九间卧室、四名保镖、一名厨师，还有一艘名叫“Da Moon”的游艇。但他也喜欢扮演一个“普通人”——他常常这样称呼自己。那天，他主动提出亲自带我在城里转转。瑞吉酒店门外，赵长鹏坐在日产的驾驶座上，iPhone 架在挡风玻璃前，像世界上最有钱的 Uber 司机。我上车时，他开玩笑说：“我的兰博基尼。”

先把话说清楚：赵长鹏不是普通人。不久以前，美国当局就他执掌币安（Binance）一事对他提起刑事诉讼。法庭文件把这家加密交易所描绘成俄罗斯洗钱者、逃避伊朗制裁者以及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赵长鹏认了罪，财富却原封不动。服完四个月刑期，他回到阿布扎比，仍是币安的多数股东，仍是这个行业最有权势的人物。

如今，49 岁的赵长鹏在世上走动，像一位国家元首。他乘私人飞机在亚洲各地飞行，就加密监管向各国政府出主意；往往在伊斯兰堡或马尼拉停留之后，币安就会宣布一项新的监管突破。家里两只狗里，有一只是泰根犬（Taigan），一种优雅的中亚犬种，被人比作瞪羚。这是吉尔吉斯斯坦那位对加密货币颇感兴趣的总统送的礼物，今年 2 月赵长鹏还和他一起滑过雪。“他其实想送我一顶帐篷，那种全尺寸的帐篷，”赵长鹏说，“帐篷我拒绝了，他就非要送这只狗。”

赵长鹏最有影响力的盟友，是两家权势显赫的统治家族。一个是执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氏族，他们希望他帮忙，在沙漠里造出一个科技强国。另一个是特朗普家族。去年，币安与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建立了商业关系。这家加密初创公司由特朗普总统和他的三个儿子创立。去年，World Liberty 为特朗普带来 7.99 亿美元——这是他单项最赚钱的资产，比房地产组合、比社交媒体业务都更赚钱。去年 10 月，特朗普赦免了赵长鹏。此举被广泛批评为一场利益交换。

业内称他为“CZ”。赵长鹏常常避开记者，但今年他与我见了好几面，急于给自己在币安的职业生涯抹上一层更友好的色彩。币安至今没有止住脏钱流入。他身材高瘦，深色短发，前臂刺着一枚币安的文身，没有许多加密同行那种兄弟会式的招摇。他给人的印象是礼貌、留意，兴趣却窄得近乎滑稽。今年，他自行出版了回忆录《金钱的自由》（Freedom of Money）。书里写到，有人在闭馆后带他参观卢浮宫。这次经历让他毫无感觉。他写道，导游简直像在“对牛弹琴”。

多年来，他真正的志业是学者们所说的“管辖权套利”（jurisdictional arbitrage）——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寻找一套足够有弹性的法律框架，好装下他对风险和增长的胃口。在阿布扎比，他也许找到了理想的行动基地。我们开车进城时，赵长鹏亲切地聊着，中途停下来请保镖帮忙指路。（“是，老板，靠右。”）我们经过一连串气派的大院，驶向总统府民族宫（Qasr Al Watan）。那座醒目的白色穹顶，像泰姬陵。

赵长鹏渐渐激动起来。“过去几百年里，民主被捧得像圣杯一样，可民主没有效率，”接近宫殿时，他说，“如果你碰上一位仁慈的独裁者，效率其实极高。几乎没有辩论。你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一大堆无谓的事情上。”

近来，这种自上而下的商业与政治模式——既是中世纪的，又是超现代的——在美国有了声势。去年访问阿布扎比时，特朗普称该国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酋长（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人”，也是“少有人及的有远见的人”。扎克·威特科夫（Zach Witkoff）是特朗普一名高级顾问的儿子，自己也像一位“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里的小王子。去年 5 月，他在迪拜一场加密会议上说得更直白。“我们真该向殿下和阿联酋学一页，”威特科夫说，“他们正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既能靠创新来领导，又能守住家族的价值观。”

赵长鹏已经生活在这些人所渴望的未来里，安顿在一处精英飞地，君主与亿万富翁在那里配合无间。驶离民族宫时，他告诉我，自己曾在附近的酋长宫文华东方酒店（Emirates Palace Mandarin Oriental）参加一场私人会议，在场的高管包括对冲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和日本亿万富翁孙正义。他坐在观众席上，注意到有人俯下身来跟他说话。那是穆罕默德酋长。酋长想知道赵长鹏过得怎么样，自己又能帮上什么。

“这可是国王，”赵长鹏告诉我，“跪在你身边。”

二、做了再求原谅

今年早些时候的一天，赵长鹏在床上办公——同慢性疼痛搏斗了很久之后，他经常仰面躺着谈生意——窗户开始震动。他告诉我，他起身走到阳台上，看见天空里拖着一道烟。赵长鹏住在萨迪亚特岛（Saadiyat Island），阿布扎比的一处飞地，与伊朗隔波斯湾相望。伊朗刚刚向阿联酋发射了一枚导弹。

这是一场动摇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的开端，但赵长鹏并不特别担心。他回到床上，继续工作。“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比死于导弹的人多，”他后来说，“这里防护得很严。”

定居阿联酋之前，赵长鹏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他出生在中国，12 岁随家人迁到加拿大。从麦吉尔大学毕业后，他做过一连串技术工作，在纽约、中国和日本之间辗转。2013年 7 月，上海的一局牌上，一位同事建议他去看看“这个叫比特币的新东西”。

这是一种无国界的技术，正好配上他无国界的生活。研究了几个月，赵长鹏下了一个激进的注。他卖掉家里的房子——上海一套三居室，他和妻子在那里抚养两个孩子——把 90 万美元的售房款全部投进比特币。这一步有风险，但赵长鹏并不担心。他盘算，即便比特币暴跌，自己也能在传统金融业轻松再找到一份高薪工作。

此后，赵长鹏在亚洲一连串加密初创公司做事。2010 年代，这个行业膨胀得很快，新代币数以百计，可交易这些币的平台经营不善，又容易被黑客攻破。2017年 7 月，赵长鹏创立币安。几个月之内，它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这个头衔，它再也没有让出。

币安的成功，靠两个关键判断。第一，加密投资者这个物种醉在风险里，绝不会满足于只把美元或日元换成等额的加密货币。多年来，币安一直按保证金交易所来运营：交易者可以借钱，对比特币和其他热门代币的价格，下高风险、高回报的注。

第二个判断更简单，也更关乎后果。许多加密投资者不想亮明身份，币安也不要求他们这么做。成立的头四年，公司允许客户开户时连最基本的 KYC 都不提供——也就是传统公司为防范金融犯罪而要求的“了解你的客户”（know your customer）信息。

提供这类高风险服务的，并非只有币安，但赵长鹏比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都执行得更好。“交易所的世界里有很多 MySpace，他建出来的是 Facebook，”一家加密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奥斯汀·坎贝尔（Austin Campbell）说。结果是一场极其赚钱的混战：未经审查的投资产品，卖给未经审查的交易者。市场暴涨时，币安从每一笔交易里抽成；据《金钱的自由》，公司很快做到 10 亿美元利润。

赵长鹏忽然成了加密名人。可即便他已经跻身一小群掌握惊人政治影响力的超级富豪高管，行业之外的人却从未真正读懂他。每逢讲起最有争议的那些时刻，赵长鹏把自己说成某种乘客——一个被成功压住的加密书呆子，一个天真的局外人，不知怎么就跌进了邦德片反派的位置。

这套表演并不总是站得住。6 月下旬，坐在自家厨房里，赵长鹏告诉我，币安爆炸式增长的那些年，公司松垮的管控让一长串坏人洗钱，而他“从来不是真的想”去违法。“只是那一块我没有经验，”他说，“我是搞技术的。我住在中国。”

这副形象，与美国检察官调查币安时收集的证据对不上。在法庭上，他们引用了赵长鹏给下属的一句告诫：“与其先请示，不如做了再求原谅。”据法律文件，私下里，赵长鹏讨论过如何把一件事模糊掉：币安并没有美国牌照，却在服务美国用户。“什么都别落成文字，”他对一名下属说。

在阿布扎比，赵长鹏称自己是“守规则的人”。然而明显的是，他在一个关键时刻做了战略选择，去推法律的边：新一代投资者的习惯正在成形，规则本身也相当有弹性。

他领我走进家门时，我想起了这一点。门口堆着一箱箱币安周边。他催我挑一件礼物，也许是一只币安背包，或者一件黄黑配色、做成校队夹克样子的币安毛衣。

我告诉他，记者对这类事情有规矩，超过 20 美元的礼物我必须谢绝。他笑了，说价钱“大概 19 美元”。

三、黄金签证和一条推文

2021 年，在亚洲漂泊多年之后，赵长鹏到阿联酋看了看。2017 年，他和币安的同事被迫半夜逃离中国，政府正准备宣布禁止加密交易所。在日本的一段也没有成；新加坡同样不行，那里很难拿到工作签证。随后，赵长鹏的朋友加布里埃尔·阿贝德（Gabriel Abed）提了一个建议。阿贝德是商人，曾担任巴巴多斯驻阿联酋大使。他让赵长鹏去看看迪拜。

赵长鹏立刻看见，阿联酋人如何对待有钱有势的人。他在 10 月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抵达迪拜，几小时之内，政府部长奥马尔·苏丹·奥拉马（Omar Sultan Al Olama）就来拜访。他给赵长鹏一张所谓的黄金签证（golden visa），可获得十年省心的居留。一名医生被叫来，做所有签证持有人都必须接受的血液检测。申请往往要几个星期才办得完。赵长鹏不到 12 小时就获批了。

这种接待让赵长鹏印象很深。“在迪拜的第四天，我看了两处房子，”他告诉我，“我买了第二处。”到那年年底，币安已与当地当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制定加密业务的规则；公司派出三名员工，帮忙搭起一套框架。草案 2022年 1 月完成，几周后签署成为法律。“你要是一艘正航向正北的船的船长，阿联酋就想把你拉进他们的队，”阿贝德说，“他们对 CZ 就是这么做的。从第一天起，他们就围到他身边。”

并非阿联酋的每一个人都受到如此慷慨的对待。这些年，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实施大规模监控，连最温和的异议也加以禁止，并掌管着一个外籍工人经常遭到剥削和虐待的劳动力市场。

但对赵长鹏来说，这是舒适新生活的开始。创立币安之前，他已经和妻子分开，妻子带着孩子们搬去东京。他与同事何一（He Yi）开始了关系。何一是营销高管，在中国以旅游节目《美丽目的地》（Beautiful Destinations）的前主持人闻名。大孩子们在美国上大学的那些年，赵长鹏和何一在阿联酋拉扯一个年幼的家。

赵长鹏被引进一个稀薄的亿万富翁交际圈。他结识了一批对技术好奇的阿联酋领导人——他称之为“加密酋长”。最终，他一路结识到穆罕默德酋长的兄弟，塔赫努恩·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酋长（Sheikh Tahnoon bin Zayed Al Nahyan）。塔赫努恩热衷柔术，会在自己的宫殿里招待位高权重的商人。王室宴请的圈子里，赵长鹏被当成贵客。“我们就会想，座位怎么排？”他说，“随便坐，没关系。”

这些早期接触里，酋长们向赵长鹏推销阿联酋，问自己能帮他做什么。很快，赵长鹏就开始向更广的亿万富翁群体宣讲这个国家的好处。他鼓励人工智能巨头山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在阿联酋设立公司，并警告说，别的国家会对他抱敌意。“你会碰上一大堆监管问题，”喝咖啡时，赵长鹏对他说。

赵长鹏对新兴行业的险处，绝不是略知一二。抵达阿联酋的时候，他正与一位年轻企业家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恶斗。班克曼-弗里德是对手交易所 FTX 的创始人，父母是斯坦福法学院的教授。许多方面，他和赵长鹏正好相反：一个十足的局内人，私人关系，以及与美国政治精英的接近，给他通往行业顶端的路加了润滑。“他有我没有的那些手段，”赵长鹏在回忆录里写道。班克曼-弗里德会挖币安的人，开出三倍到五倍的薪水。赵长鹏还听到传言，说班克曼-弗里德在华盛顿讲他的坏话。

2022年 11 月，加密媒体 CoinDesk 的一篇报道，对 FTX 财务是否站得住提出疑问。赵长鹏当时在迪拜，正要去和阿贝德喝酒，他决定在 Twitter 上插手，发了一则很短、却无情的声明。他正在卖出一笔价值 5 亿美元的 FTT，一种充当 FTX 股票替代品的数字代币。这条帖子引发恐慌，焦虑的投资者争相把钱从 FTX 抽走。

钱并不在那里——班克曼-弗里德从客户那里偷走了 80 亿美元。他别无选择，只能寻求救助，而加密行业里只有一个人有资源救他。发推两天后，赵长鹏宣布他将收购 FTX；又过一天，他退出交易，把 FTX 推进更深的危机。这一切像是一记高明的公司战——一位观察者称之为“血腥运动”。六周之内，班克曼-弗里德在巴哈马的公寓被捕，并被引渡到美国。他最终因欺诈被判处 25 年监禁。

赵长鹏告诉我，他从未打算毁掉 FTX。他滑进自己惯常的那种耸肩式天真，解释说，他本希望用几个月把持有的 FTT 慢慢卖掉。“我没有打算把他们打崩，”他说，“我们亏了 5 亿美元。”

被他击败的对手不这么看。“他耍了我，”班克曼-弗里德当时说，“他耍得很好。”

四、二十六分钟

亿万富翁奔向阿联酋，自有亿万富翁的理由。这个国家不征所得税，而且被视为极其安全——眼下，欧洲和美国的加密投资者已经成了绑架者的目标。但对刚刚看见宿敌被跨境拖走的赵长鹏来说，阿联酋还有另一个重要优势：它和美国没有引渡条约。

他回忆，大约在 2022 年末或 2023 年初，一次晚餐上，一位阿联酋王室成员问他想不想要公民身份。赵长鹏交了一些文件，然后等。几个月后，一名政府使者来到他家，捧着一个盒子，里面是赵长鹏和他家人的护照。阿联酋人“绝不会引渡本国公民”，赵长鹏告诉我，“这一点非常硬。”

他有理由警惕：套在币安脖子上的绳子正在收紧。美国检察官正在收集证据，证明这家交易所松懈的规程，让诈骗者、黑客和逃避制裁的人得以搬动资金。在政府取得的私信里，币安员工以惊人的坦率谈论那些见不得光的客户。“这年头洗毒资是不是太难了，”一名员工写道，“来币安吧，我们给你备了蛋糕。”

赵长鹏请了一队律师，与司法部谈一项协议。新护照给了他相当大的筹码。在迪拜住了几年之后，他往南搬了一个半小时，到阿布扎比，更靠近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谈判进行的时候，赵长鹏认真想过当逃犯的日子；他得出行受限，但至少在理论上，他在阿联酋是安全的。

最终，他的法律团队与美国政府做成了交易。赵长鹏将承认违反《银行保密法》（Bank Secrecy Act）——一项反洗钱法规——并辞去首席执行官。（公司将支付 43 亿美元罚款。）条件虽然宽大，他对律师仍然不满，而且认为自己根本不该坐任何牢。“我坐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平台，没有做像样的 KYC，”他告诉我，“你没有身份证件，也可以投票选美国政府的总统。我不知道这套制度是怎么来的。以我所经历的来看，我倒觉得该有人为此坐牢。”

尽管如此，对币安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结果。2024 年春天的量刑听证上，赵长鹏说了一段悔过的话：“我为自己的失败深感后悔，我很抱歉。”法官判处他四个月监禁，称他是“一个尽心的居家男人，一个肯给予的人”。刑期在法庭上被宣读时，赵长鹏那个读大学的儿子悄悄握拳振了一下。

作为一个资源几乎无限的罕见重罪犯，赵长鹏处在最合适的位置，可以把苦头吃到最少。他被分到加利福尼亚的低警戒设施隆波克二号（Lompoc II），后来班克曼-弗里德也被关在同一处建筑群。报到入狱之前，赵长鹏组了一个顾问班子，教他牢房政治的细处。其中一位，迈克尔·桑托斯（Michael Santos），与别的囚犯通信，这些人同意帮赵长鹏在里面摸清环境。“CZ，你是一个懂人、曾经手下有成千上万员工的人，”桑托斯告诉他，“走进这里，这些本事你不会丢掉。”

赵长鹏于 2024年 5月 30 日早晨抵达隆波克。他很快融入了所谓的“车”（car）——一个非正式的小团体，常常按族裔结成。其他亚裔囚犯和他一起吃饭，放风时在院子里一起锻炼。能跟一个身家数十亿美元的人相处，他们很兴奋。“所有人都给他让路，”同在隆波克的囚犯贾顿·阿贡（Jaton Aguon）说，“就像国王走过过道。”

赵长鹏与一名曾做工程师的越南籍银行劫匪走得很近。他们细谈那些抢劫，里面并没有人们会想到的《十一罗汉》（Ocean's Eleven）式准备。赵长鹏告诉我，此人“非常随和”，是“一个特别松弛的家伙”。“他就是走进去，要钱，然后离开。而且得手了 11 次。”

这名劫匪是少数对商业世界有兴趣的囚犯之一。他读彭博和《华尔街日报》，问赵长鹏埃隆·马斯克在特斯拉那份天文数字薪酬是怎么回事。别的囚犯也有生意上的问题，其中一人想弄懂加密市场的奥秘。“他就说，比特币——它为什么涨了？”赵长鹏回忆，“我就说，哇，我也不能确定。”赵长鹏办了一个盯股价的学习小组；监狱里有一台电视，调在 CNBC。

并非他的每一句话都说进了别人心里。在隆波克，赵长鹏很难讲清自己深信的一点：币安案本质上没有受害者，“没有欺诈，什么都没有。”他一解释细节，回应就是不屑。“他们就说，是啊，人人都这么说，”赵长鹏回忆。

2024年 8 月，赵长鹏离开隆波克，去了一处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出狱后的过渡住所）。但移民身份上出了岔子，他不得不在当地一座监狱度过最后两周，在牢房里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打发时间。获释那天，一名警官把他送到门外，母亲、姐姐和助手正在等。他们开车去附近一座机场，把他送上一架飞往阿布扎比的私人飞机。

从赵长鹏离开羁押，到飞机起飞，只过了 26 分钟。

五、二十亿美元的稳定币

赵长鹏回到一个正在朝他倾斜的世界。一个对加密友好的政府，即将在华盛顿掌权。选举前不久，特朗普与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的家族合资，创立了 World Liberty。威特科夫是房地产巨头，正准备出任白宫中东特使。很快，美国这些新近得势、靠做交易办事的外交官，就在阿联酋花去大量时间。

他开车带我在城里转，停下来指给我看 ADNEC 中心。2024年 12 月，这座会议厅办过一场加密爱好者的大聚会。“我就是在这儿遇见埃里克·特朗普的，”他说。他回忆，会场上，一位名叫戴维·贝利（David Bailey）的特朗普支持者，把他介绍给总统排行居中的儿子，World Liberty 的一位负责人。那是一次随意的谈话，没有正式议程。“他只是说，他在看这儿的某笔房地产交易，”赵长鹏告诉我。

他们的利益即将对齐。阿联酋一直在把自己从石油国家改造成新兴技术强国，这件事由塔赫努恩酋长牵头，他掌管着 1.5 万亿美元的阿联酋主权财富。入狱之前，赵长鹏曾与酋长的高级副手之一彭晓（Peng Xiao）谈过，要把币安的一部分股权卖给阿联酋人——他的公司，和他的政治保护人，做成终极的结合。

人们很少看见塔赫努恩酋长不戴墨镜。他是风险投资基金 MGX 的董事长，这家基金专做人工智能。去年初，MGX 同意向币安投资 20 亿美元。据一名知情人士，这笔交易把公司估在 750 亿美元。MGX 把币安看成加密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完美桥梁——一种高科技的资金传输服务，有朝一日能让自动化的人工智能“智能体”（agents）代替真人付款。

赵长鹏告诉我，他本想用比特币把这笔交易结掉。阿联酋人担心，比特币价格大起大落，会把交易弄复杂。他们更愿意用稳定币付钱。稳定币是一类加密货币，被设计成维持 1 美元的价格。

接下来的事争议很大——如果民主党在 11 月拿下国会，它很可能成为国会调查的题目。据 MGX，基金会评估了几种稳定币，然后选定 USD1，一种由 World Liberty 创造的币，理由是“商业适配性”（business suitability）。这个选择令人震惊，因为 USD1 完全没有经过检验，没有任何往绩。去年，《华尔街日报》报道，币安曾专门要求 MGX 用 USD1 支付；赵长鹏说，决定是 MGX 做的。“只要这种稳定币名声好，不会一夜之间消失，我并不太在意，”他告诉我，“没有别的考虑。”

但各方都有动机，把 World Liberty 拉进这笔交易。2025年 1 月，特朗普就职前几天，一家有阿联酋背景的投资公司取得了这家初创公司 49%的股权；塔赫努恩酋长在 World Liberty 董事会上有了一个席位。大约同一时间，阿联酋人正在跟白宫谈，要拿到那些驱动人工智能的宝贵计算机芯片的出口。币安在特朗普政府面前也有自己的事。法律麻烦退去之后，公司想甩掉 2023 年和解加给它的一部分限制。

2025年 5 月，威特科夫的儿子扎克宣布了这笔交易，感谢币安和 MGX“对我们的信任”。国会里的民主党人谴责它是“稳定币腐败”。像 World Liberty 这样的发行方，赚钱的办法是：收下加密交易者的现金存款，给他们稳定币，再把存款拿去投资，做出收益。有了 MGX 和币安这笔 20 亿美元，World Liberty 立刻成为全球最大的稳定币公司之一，特朗普家族和威特科夫家族都因此得利。“这简直是如此恬不知耻地讨好，”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说。他调查过赵长鹏和币安。“腐败的范围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赵长鹏咬定，没有发生任何不正当的事。他说自己已经不再持有那些 USD1，而是拿它们去投了比特币和其他资产。“我假定特朗普总统有非常好的律师，儿子们做生意、父亲当总统，这种安排完全正当，”他告诉我。他暗示，有些愤怒也许是文化差异。“在哈萨克斯坦，我们可以吃马肉，”他解释，“换到另一些国家，我们会觉得，‘嗯，那也太疯了。’”两个政府的统治家族做成了一笔生意——这难道不能是好事？赵长鹏找了一个中世纪的比喻。“你要是把一个国家的女儿，嫁给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他说，“他们能维持五十年的和平。”

20 亿美元的交易过去两周，白宫同意分享这些芯片的获取渠道，压过了美国一些国家安全官员的担忧。去年春天，史蒂夫·威特科夫随特朗普访问阿布扎比，在民族宫与阿联酋人庆祝了这笔交易。

私下里，威特科夫还对一位熟人说，赵长鹏理应获得赦免。此说来自一名了解这次谈话的人。赵长鹏已经交了相关文件，等着总统的裁决。结果对币安关系重大。赵长鹏认罪之后，这家交易所处于休眠的美国业务丢掉了州一级牌照。赦免可以帮助公司向监管机构推销自己。（一名白宫发言人说，威特科夫不参与赦免程序。）

向我讲这个过程时，赵长鹏说得很小心，称之为一个“黑箱”，由几名律师看着，他们定期从华盛顿传来消息。他说，偶尔会有来路不明的中间人在社交场合走近他，说能安排他见特朗普——只要价钱合适。“这是一门想捞一笔的小产业，”赵长鹏说。

赵长鹏没有理他们。他告诉我，自己是 2025年 3 月才开始认真考虑赦免的，那是在别的加密高管获得宽免、《华尔街日报》又报道他也在寻求赦免之后。“我当时想，既然报纸觉得我该去求赦免，也许我真该求，”他说。

事实上，早在 2024年 12 月，赵长鹏的法律团队就已经在和著名赦免律师布雷特·托尔曼（Brett Tolman）合作，试探宽免的可能。此说来自两名知情人士，以及《纽约时报》审阅过的文件。最终，据公开申报，币安向切斯·麦克道尔（Ches McDowell）经营的一家游说公司付了 210 万美元。麦克道尔与总统较为年长的儿子们关系近，服务内容包括“行政救济”（executive relief）。（一名 World Liberty 发言人告诉我，该公司“对任何赦免决定零参与”。）

去年 10 月赦免消息宣布时，赵长鹏刚刚降落在吉尔吉斯斯坦，要见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扎帕罗夫有意做一种锚定吉尔吉斯国家货币的数字币。东道主在首都比什凯克迎接他时，赵长鹏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则简短的致谢。那个晚上，他和总统在一家餐厅里，谈的是稳定币。

六、这不过是一场游戏

今年夏天一个酷热的早晨，赵长鹏把车开进他那栋 500 万美元的别墅车道。他和何一在这里接待轮流来住的祖父母和兄弟姐妹。两只狗在门口迎他。除了泰根犬，赵长鹏还有一只比利时玛利诺犬，取名 Broccoli（西兰花），因为他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blockchain”（区块链）。

摄影师跟在后面，赵长鹏从一个房间蹦到另一个房间，指着年幼家人的照片。一架庄重的奶油色钢琴摆在孩子们游戏室中央，四周是玩具——一副遭冷落的景象，让前来保养的调音师感到不快。那是一架施坦威，“贵的那一档，”赵长鹏告诉我，“可我不知道怎么弹。”在家里的健身房，他停下来做了几下卧推。

赵长鹏想说清楚，他过的不是普通亿万富翁的日子。《福布斯》估计他的财富超过 1000 亿美元，他却坚持说实际数字低得多，大约在 100 亿到 300 亿美元之间。他说，其中极小的一块就够他舒服地过——仅仅 1000 万美元。

在加密播客圈，偶尔有人问起他的房子，他常常提到楼上的一处渗漏，一直没能修好。果然，在客厅里，他指着地板上一块水渍，又朝天花板比了比。“就是那儿，”他说，“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颜色不一样。”

没错，按亿万富翁的标准，赵长鹏的别墅算朴素；他告诉我，附近一栋房子正在以 1.5 亿美元出售。但很难把他这套故作的谦卑，和他安身其中的权力与特权世界对上。有一次众人吃饭，赵长鹏听奥尔特曼讲生物技术里一个正在出现的领域。“他们可以从同一个人身上取出精子和卵子，”赵长鹏回忆，“基本上，你可以自己跟自己生一个孩子。”赵长鹏自己也有违抗生物学的念头；他投资了一家做人造子宫的初创公司。

出狱以后，赵长鹏把时间分给一连串事情，包括他的科技投资，以及作为一种加密外交官的出行——在那些常常把他当王室对待的国家，帮着推广这个行业。“他们总是派一个人，开两辆车，直接开到飞机跟前，”他告诉我，“有个女孩端着当地的吃食，好像你就该尝一块。”

赵长鹏把自己在币安的角色说得很轻；公司的认罪协议禁止他“经营或管理”这项业务。他特意表达了对币安近期决定起诉《华尔街日报》的不满。该报报道了合规部门的人员流动之后，他称这起案子是“巨大的时间浪费”。就算币安赢了，“他们也得不到多少，”他告诉我。（公司上个月撤回了诉讼。）

显而易见，币安仍是他生活里的一大块。被任命来接替他的两位联席首席执行官里，有一位就是何一——他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两年前，算是朝传统治理做的一个姿态，币安设了董事会，有三名据称独立的受托人。其中一人同时还是董事会主席——加布·阿贝德（Gabe Abed），最初把赵长鹏引进阿联酋的那位朋友。他们一起玩过水上摩托。阿贝德送给赵长鹏一双橙色高帮运动鞋，鞋上印着“TRUMP CRYPTO PRESIDENT”。

近来，币安又碰上行为不当的新指控。去年，公司解雇或停职了四名合规官员，因为他们报告说，近 20 亿美元从客户账户流向一批与伊朗有关联的实体——这可能是 2023 年那起美国刑事案件所针对的制裁逃避的重演。公司质疑这些员工的调查结果，并否认有人因为提出关切而受到处分。司法部后来表示，两家中国公司利用币安洗白了伊朗石油销售的所得，不过并未对这家交易所提出任何指控。

币安和阿联酋人的关系，也裂开了几道缝。12 月，公司拿到在阿布扎比运营的牌照，而这座城市很快就要挨一轮伊朗导弹；交易所的新监管方称它是“监管进步”的一座灯塔。然而到了夏天，两名币安员工在阿联酋被短暂拘留。当地警方正在查平台上可能存在的金融犯罪，这一步对他们来说异常强硬。

拘留让币安的本地员工惊慌。赵长鹏告诉我，他给阿联酋警方的一名联系人发了消息，也联系了塔赫努恩酋长的副手们。“我只是说，‘你看，咱们找个办法，别让这种事发生，’”赵长鹏回忆，“这对国家不好看，对我们也不好看。”他坚持说，阿联酋仍然是币安友好的家。“没有人有危险，”他说。

赵长鹏有一种信心：他一次又一次从麻烦边上滑开，在一个常常奖赏公然破规的时代里，他是十足的赢家。回忆录里，他用了一页半写下自己对“模拟理论”（simulation theory）的信念，也就是我们或许都活在别人想象出来的现实里。他在加密生涯的早期就碰上这个想法，现在相信它在数学上是必然的。“20 年后，我们应该能像《黑客帝国》（The Matrix）里那样，把一根杆插进脑袋，做完整的模拟，”他写道，“几十亿人会这么做。会有几十亿个模拟。”

这种信念，让赵长鹏对日常生活的压力有了某种抽离。他写道，我们可能是超级马里奥的某个版本，在人造的风景里跑来跑去。他试着靠一句简单的口头禅过活：“这不过是一场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