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曾看到过 Anthropic 大规模购买旧书、切掉书脊再扫描的新闻。更早之前，它还从 LibGen 等盗版图书库下载了超过七百万本书，用来建立内部资料库和训练 Claude。

2024 年的时候，三名作家因此发起集体诉讼。2026 年 7 月，这起案件终于有了新进展。法院批准了 Anthropic 支付 15 亿美元的和解方案，赔偿作品被盗版获取的作者与出版商。

但让我在意的其实一直不是 Anthropic 到底应该赔多少钱，因为我觉得这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版权问题。

人类的知识与文明，被一套私有模型吞噬，并且还毁掉了可以以其他方式流传的原件及副本。知识没有消失，却变成了一家公司的内部能力。到了这里，问题便从版权归谁，变成了谁在控制人类知识。

可公司不会凭空决定怎样使用这份权力。站在模型背后的人，对技术、进步和人类未来有一整套自己的理解。

因此，文章会继续进入对硅谷技术乐观主义和加速主义的探讨。当增长被视为生命，速度被赋予道德，监管、版权和普通人的反对，就很容易被解释成阻挡未来。

这些思想最后会落进模型本身。模型公司通过训练数据、模型宪法和系统规则，决定什么可以回答，什么叫作真实，以及人类留下的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重新出现。

所以，这篇文章从一本被毁掉的旧书开始，最终追问的是，当人类文明被装进少数公司的私人模型，制造模型的人是否也在同时取得解释文明、治理文明，甚至替人类决定未来的权力。

以下为文章正文。

一本书被送进 AI 公司的扫描流程，第一步是被毁掉。

装订被拆开，书脊被切掉，散开的书页进入扫描设备。文字、封面和书目信息被转成数字文件，然后把纸质原件丢掉。

法院文件披露，Anthropic 曾用这种方式处理数百万本书。

这项计划在他们内部叫作 Project Panama。公司花了数千万美元，从图书经销商和零售商手里购买纸质书，再交给扫描服务商，一本纸书对应一份数字副本，存进内部资料库，用来训练 Claude。

2021 年和 2022 年，Anthropic 从 LibGen、Pirate Library Mirror 等盗版图书库下载了超过七百万本书。版权风险变大以后，2024 年公司找来曾参与 Google 图书扫描项目的 Tom Turvey，希望他建立一个尽可能庞大的图书库。

Turvey 和出版商谈授权，没谈出结果，Anthropic 随后开始自己去市场上买。美国联邦法院后来认为，一本纸书只转化成一份内部使用的数字副本，没有额外复制，也没有对外传播，不构成侵权。

这套办法听上去比盗版体面许多。

到了 2026 年，图书数据公司 ISBNdb 开始向 AI 实验室推销大规模纸质书采购和扫描服务。它特别推荐 2022 年以前出版的书，理由是，那时生成式 AI 还没有大规模进入内容生产，这些书更少受到 AI 生成文字的污染。

过去几年，AI 公司一直把互联网描述成一座取之不尽的知识矿山。网页、新闻、论坛、代码、小说、社交媒体帖子，都可以被爬下来，喂给模型。

生成式 AI 普及以后，这座矿山不纯粹了。商品介绍是 AI 写的，文章是 AI 写的，论坛回答是 AI 写的，小说和社交媒体的 AI 味儿也越来越重。这些内容又被下一轮数据抓走，机器开始吃到自己吐出来的东西。

合成数据本身不是坏东西，经过筛选和验证的合成数据一直在用。麻烦的是模型分不清眼前的文字来自人类还是来自上一代模型，错误和套路就会被一遍遍放大，真实世界里本来就少见的说法慢慢消失。研究者管这个叫「模型崩塌」。

网上的语料越来越多，能让模型学到新东西的内容却没有同步增加。于是，机器重新回到了纸上。

一本书的生产很慢，旧书因此有了一种过去没有的价值。越早出版，越有可能来自一个人类仍然承担主要写作工作的年代。曾经躺在二手书商仓库里的冷门著作，如今成了模型公司眼里的优质数据。

AI 公司先让生产文字变得前所未有地便宜和快捷，又开始花钱寻找那些写起来很慢的文字。它们给互联网灌入大量内容，最后发现，最稀缺的还是没有被 AI 处理过的人类经验。

那些书也换了一个身份。文学、地方志和普通人的回忆录，如今统称「干净数据」。作者为什么写，读者怎样读，书与书之间吵过什么，暂时都可以放到一边，它们首先是一批没有被机器污染的人类样本。进入训练流程之后，留下了多少，影响了什么，又被怎样重新解释，都在黑箱里。

进步成为一种宗教

旧书只是原料。真正决定这些知识会被怎样吸收、解释和重新输出的，是站在模型背后的人，以及他们如何理解进步、风险和人类的未来。

要理解这套机器将把人类文明带向哪里，就得先理解，硅谷为什么越来越把技术进步视为一种不应该停下来的善。

2023 年 10 月 16 日，Marc Andreessen 在 a16z 官网发表《技术乐观主义宣言》。

整篇文章不断重复「我们相信」。文章里有需要传播的福音，有必须反对的敌人，结尾还有一份「技术乐观主义的守护圣徒」名单，包括了亚当·斯密、尼采、哈耶克、冯·诺依曼、安·兰德小说中的 John Galt，以及 Nick Land。

Andreessen 说，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人类已经拥有工具、制度和意志，可以走向一种远胜于今天的生活。技术承载着人类的野心，是文明进步的先锋。社会要么增长，要么停滞。他相信增长会带来生命力、知识和福祉，停滞则通向内斗、衰败，最后走向死亡。市场与技术结合形成一台不断向上运转的「技术资本机器」，人工智能将推动一次能力难以想象的智能跃迁。

这早就不止「科技改善生活」了。

传统的技术乐观主义通常会说，新工具能够提高生产率、治疗疾病、减少贫困。技术仍然服务于某个外部目标，它的价值来自人们因此过上了怎样的生活。

而在 Andreessen 的叙述里，技术进步逐渐不再需要通过具体结果证明自己。增长本身就代表生命，速度本身就带有道德。只要方向是继续建设，失败和伤害可以被理解为前进中的代价；要求停下来的人，则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阻挡未来。

他在宣言里专门列出一群「敌人」。可持续发展、ESG、预防原则、技术伦理和风险管理，都被归入一场持续多年的 anti-technology、anti-life movement，旁边还站着 bureaucrats 和 central planners。

一家 AI 公司是否应该为训练数据付费，算法错误由谁承担，技术风险需要怎样监管，这些问题本来各有各的事实和利益。到了宣言里，它们一起被收编进一场更大的冲突。

一边是增长、创造、勇气和生命。

另一边是停滞、恐惧、怨恨和死亡。

立场一旦这样分配，讨论代价的人天然会被压制，只要技术天然代表进步，提出问题的人就很容易被描述成文明的敌人。

Andreessen 为加速写了一份政治宣言，告诉硅谷为什么应该继续建设。e/acc 则更进一步，试图从自然规律里证明，加速不只是一种产业选择，也是生命和文明本来就在做的事情。

它最早以匿名账号和网络文章的形式传播。推动者之一 Guillaume Verdon 说，e/acc 的一部分理论来自他对热力学和复杂系统的思考。生命通过获取能量、处理信息和适应环境维持自身，文明、市场和技术也是同样的适应系统，不断制造变化，在竞争中筛掉低效的路径，最后产生更强的智能。

既然这个过程已经存在，e/acc 选择帮它加速。人工智能的进步于是不再是一项产业选择，而是一个更漫长过程的延续。人类造出更强的机器，像生命从单细胞走向复杂生物一样自然。

可是，热力学可以描述能量如何流动，生命如何维持远离平衡的状态。但从「生命会获取能量」，推导出「人类应该加速人工智能、减少监管并让市场决定方向」，中间仍然隔着一整套政治和道德选择。

e/acc 把这段距离缩短了。

竞争和加速被写成顺应宇宙方向，集中监管则容易被视为压低变化、减少试验、削弱文明的适应能力。只要智能和复杂性继续增长，技术的发展就获得了一种高于现实政治的正当性。

Verdon 在访谈里提到，e/acc 圈子有时会半开玩笑地把热力学当成自己的神，也会故意使用带有宗教和 Cult 色彩的表达。

在这套新宗教里，增长是生命的证明，技术是推动文明前进的力量，创业者和工程师最早看见未来，超级智能则是尚未完成的终极造物。

它同样需要自己的异端。他们被称作「Decel」，也就是减速主义者。这个词很好用。它不需要区分一个人担心的是核武器、生物安全、版权还是失业。只要他要求慢一点，就可以被放到未来的反面。

技术公司由此得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叙事位置。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被理解成建设。别人提出的每一次质疑，则可能成为拖延。两边都在谈人类的利益，但只有一边被允许代表未来。

现在再回头看那些被切掉书脊的旧书，问题已经不止于它们去了哪里。还要追问的是，谁在决定它们将被用来制造什么。

他们确实可能造出能够治疗疾病、扩大知识、让普通人获得更多能力的工具。可当进步本身被写成信仰，技术的方向就越来越难接受外部追问。制造机器的人开始同时拥有两种身份，他们既是利益相关者，也是这场进步的布道者。

当速度成为道德，普通人的同意就降级变成一种不必要的等待。

但问题还没有结束。传统的技术乐观主义至少仍然承诺，技术最终是为了让人类过得更好。可当增长和智能本身成为目的，技术究竟是在服务人类，还是在借人类完成一次更大的进化，就不再有那么确定的答案。

人类被从未来中降级

这场加速，究竟准备把谁送进未来？

在 Andreessen 那份圣徒名单上，英国哲学家 Nick Land 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难读懂的一个。他在 1990 年代任教于华威大学，是实验性思想团体 CCRU 的核心人物。他们把哲学、科幻、控制论、电子音乐和神秘主义搅在一起，写出来的东西很少像一篇正常论文。

Andreessen 把「技术资本机器」写成一台带来繁荣的引擎，Land 早在三十年前就把它看成了一种正在摆脱人类控制的力量。

Land 最著名的文章之一叫《Meltdown》。

开头第一句，地球已经被一场「技术资本奇点」捕获。市场开始制造智能，技术与经济互相推动，政治则跟在后面，试图重新抓住控制权。社会秩序在这场机器失控中崩解，人类只能看着一种比自己更庞大的力量逐渐成形。

人们通常把资本主义看成一套由人设计的制度，出了问题，人也应该能改规则，让它重新服务社会。Land 看到的方向恰好相反。

公司必须增长，资金必须追逐回报。哪家公司想慢一点，竞争者就会超过它；哪个国家暂停研发，另一个国家就会继续。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只是为了活下去，可所有人一起往前跑，结果就是一套没人能单独叫停的系统。

人看上去在驾驶机器，机器也在借人的欲望、焦虑和竞争继续加速。

在 Land 的叙述里，资本与技术结合成一种独立于人类的智能。它拿市场做计算，拿竞争筛路径，再拿机器不断缩短决策时间。

这也是 Land 与普通技术乐观主义最明显的区别。在他的文字里，技术资本只在乎效率能不能继续提高，网络能不能继续扩张，智能能不能找到更好的载体。

政治、法律和道德试图给它加上限制，对 Land 来说，这更像人类为了保护自己而启动的一套安全系统。人类仍想留在世界中央，所以不断设法把未知挡在外面。

Land 不觉得人能拦得住未来。

他笔下的未来不会等人类开完会、投完票，再决定是否降临。它更像一股从未来倒灌回来的力量，借助公司、市场、计算机和人的欲望，提前为自己铺路。

到了 e/acc，这套听上去阴冷的思想换上了更明亮的包装。它谈增长，谈创造，谈让智能走出地球，也更愿意相信竞争最终会带来繁荣。

但是，e/acc 的原则文档也明确写道，这套思想对承载生命与智能的「生物基质」没有特殊忠诚。它的一部分支持者自称后人类主义者，认为智能若要传播到星际，最终必须从生物身体转移到非生物载体上。人类的肉身并不神圣，硅、芯片或者尚未出现的物质形态，同样可以成为意识和智能的容器。

这句话实际上改变了整套进步叙事的主角。如果文明的最终使命是让智能不断增长，并向宇宙扩散，那么具体的人类是否幸福，甚至人类是否继续存在，都不再天然拥有最高优先级。人类只是目前已知的智能载体。

这不等于 e/acc 主张消灭人类。Verdon 和许多支持者仍然相信，加速技术能够为今天的人带来富足，也能帮助文明延续下去。只是当两种目标发生冲突时，问题变得麻烦了。

一边是具体的人，他们会失业，会被技术伤害，会要求暂停，也会拒绝一种别人替自己设计的未来。另一边是更高的智能、更大的文明，以及一个可能延续数十亿年的宇宙故事。

Timnit Gebru 和 Émile Torres 创造了「TESCREAL」这个词，把硅谷一组彼此交叠的未来思想串在一起，超人类主义、奇点主义、有效利他主义、长期主义都在里面。这些思想之间差异很大，但它们合起来逼出一个问题。

当科技公司说自己在为「全人类」制造超级智能时，那个「全人类」到底指谁？

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会失业、会贫穷、会被算法歧视，也有权拒绝某项技术的人；还是一个抽象的物种符号，其唯一使命是把智能传递给更高形态？

硅谷右翼的叙事也在变。最早 AI 是工具，帮人把活干得更好。后来它是解决疾病、能源和科学难题的超级助手。再往后，人类自己变成了需要被机器解决的问题，身体太脆弱，大脑太慢，超级智能的意义，就从帮助人类滑向超越人类。

一旦具体的人不再是技术进步的最终尺度，围绕人建立的政治程序也会被重新估价。

民主太慢，创始人应该统治

当等待本身被视为一种损失，那自然就没必要让所有人一起决定未来了。

Peter Thiel 很早就对「所有人一起决定」失去了信心。2009 年，他在自由意志主义刊物 Cato Unbound 发表《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教育》。文章回顾了自己二十年来的政治失望和思想变化，最后写道：

「我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能够兼容。」

他年轻时相信辩论和选举能推动自由。到了 2009 年，这条路在他看来已经走不通，选民要求更多福利，政府不断变大，说服大多数人接受自由意志主义近乎徒劳。他补充过，自己没有主张剥夺谁的投票权，只是不再指望投票能让事情变好。与其困在政治里，他更关心怎样逃离政治。

这个转身很符合硅谷的习惯。一套系统改不动，就重新做一套。公司效率低就创业，金融限制多就造新的支付网络，国家的规则令人失望，就去网络、海洋和太空里找新边界。

Thiel 想离开民主。Curtis Yarvin 觉得只离开还不够，整套系统都应该被重写。

2007 年，Yarvin 以 Mencius Moldbug 的名字开始写博客。他原本是程序员，谈起国家时也习惯使用程序员的语言，比如系统、架构、重启、权限。

在他的解释里，美国表面上由选民和总统管理，真正稳定的权力在另一套网络中。大学生产观念，主流媒体决定哪些观念可以进入公共讨论，常任机构再把其中一部分变成政策。Yarvin 把这个共同体叫作「教堂」。它没有总部，也没有人坐在顶端发号施令，只是大家受过相似的教育，用着相似的道德语言。总统会换，政党会轮替，这套共识很少受选举影响。

Yarvin 因此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一层掩盖权力的外壳。他认为，既然民主掩盖了谁在统治，不如把权力重新集中起来，让责任和控制权落在同一个人手里。

国家可以像公司一样运行，所有权清晰，管理者有完整执行权，干砸了就换人。他早期构想过一套叫 Patchwork 的系统，把世界拆成许多彼此竞争的主权实体，居民不满意可以走。

漏洞也在这里。不满意公司可以辞职，不满意国家，很难真的带着家庭、财产和全部社会关系说走就走。不过他确实抓住了硅谷长期存在的一种情绪。

很多技术精英觉得，社会的问题没有想象中复杂，只是没有交给正确的人。政府效率低是因为权力太分散，公共项目推不动是因为任何人都能反对，有能力的人被法律、程序和舆论捆着，没法像经营公司那样动手。

在创业公司的故事里，集中权力是一种美德。创始人提出方向，投资人把钱交给他，员工围绕这个判断行动。大多数创业公司会死掉，少数活下来的把这段历史讲成远见战胜共识。一个人在所有人都不相信的时候看见了未来，所以他理应拥有最后决定权。

这套逻辑在商业世界里站得住。创业公司规模有限，员工可以离开，消费者也能换一种产品。

可当一家公司制造的，是一套数亿人用来认识世界的智能系统，它决定的就不再只是产品怎样运行。它也开始决定用户能够看到什么、哪些答案被视为安全，以及一套机器应该用什么价值尺度理解人类。

Yarvin 想象的是把国家变成公司。AI 公司正在实践一个更温和、也更现实的版本，由一个小规模团队制定规则，再让庞大人口通过这套规则接触世界。

Claude 的「宪法」写明了公司希望模型拥有的价值观，直接参与训练。OpenAI 的 Model Spec 同样设了一套指令等级，最上层的规则无法被用户和开发者覆盖。这些规则有必要，模型会被用于诈骗和暴力，公司不可能放手，把规则公开也比藏在内部更好。

但它意味着，用户向模型提问时，并不只是在和人类的全部知识对话。公司提前设定的规则也在场，它决定模型听谁的，在哪里停下来，哪些风险高于用户的要求，以及一个「好的 AI」应该有什么性格。

一个很小的团队，正在替庞大人口决定一套基础设施怎么运行。它靠技术能力取得权力，再以技术太复杂为理由，把决定继续留在公司内部。

创始人不必真的坐上王位。只要越来越多人通过他的模型认识世界，他就已经掌握了一部分过去属于学校、媒体、图书馆和公共机构的权力。

公司治理与文明治理之间的边界，正在一点点消失。

但硅谷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权力的危险。恰恰相反，Peter Thiel 长期警惕一个能够统一管理全人类认知和行动的系统。只是按照他的想象，这种危险更可能来自政府，而不是科技公司。

谁才是敌基督

2024 年，Thiel 在胡佛研究所谈了两期「敌基督」。他认为圣经中的这套古老叙事仍然能够解释现代政治。

他把人类面临的危险分成两端。

一端是 Armageddon，世界末日。核战争、失控的人工智能、生物武器，任何一项技术都可能把文明推向毁灭。

另一端是 Antichrist，敌基督。

为了阻止末日，人类建立一个真正能够管理全世界的政府。它有权检查每一个国家的武器，监控每一家实验室，限制危险研究，也可以要求所有人交出一部分自由。

Thiel 说，失控的科学技术正在把人类推向 Armageddon，对它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建立一个拥有真实权力的世界国家。

这个政府出现的时候，未必带着军队和暴政的面孔，它更可能从恐惧里长出来。

有人不断告诉人们，核战争就要发生，AI 即将毁灭世界，气候和生物灾难已经逼近。等所有人都足够害怕，他再承诺提供和平、安全与秩序，代价是接受一套统一管理。

Thiel 推演过，如果一小段代码就足以让通用人工智能失控，真想拦住它，就不能只靠某个国家加强监管，全世界的计算机都要被看着，监管者甚至需要知道每个人正在输入什么。

他怕科技毁灭世界，也怕人们因为害怕科技，把全部权力交出去。两种未来都很糟，人类只能从中间穿过去。

可当这套担忧被放回硅谷正在做的事情里，便会发现，他们害怕的未必是权力集中本身。他们真正警惕的，是权力集中在政府、国际组织、安全研究者，或者任何可能要求技术公司减速的人手中。

在 Thiel 的叙述里，一个全球政府拥有监视全部计算活动的能力，是敌基督统治的重要特征。但与此同时，硅谷正在建设另一套跨越国家边界的认知系统。

科技右翼害怕敌基督建立一个统一世界，却正在参与制造统一世界的大脑。

2025 年 7 月，这个硅谷内部的思想争论开始影响美国政策。特朗普签署《防止联邦政府使用觉醒 AI》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采购的大语言模型遵循「追求真相」和「意识形态中立」两项原则。表面上看，这是要求 AI 摆脱政治。可什么属于政治、什么属于客观、哪些概念会污染真相，已经在行政令中被预先选择好了。

这便是 AI 产品与普通软件的区别。一款普通软件可以规定某个按钮放在哪里，一套大模型需要规定的是自己怎样理解世界。

模型公司要决定诚实是什么意思，伤害怎么衡量，个人自由和公共安全撞上了谁优先。这些问题过去由宗教、法律、新闻和公共政治反复争论，没人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也没有哪个机构天生握着最后解释权。现在它们被写进模型训练。

特朗普政府指责模型被「觉醒意识形态」污染，右翼创业者承诺制造敢于说出政治不正确答案的 AI，主流模型公司则通过宪法和行为规范，解释自己如何追求安全、诚实和用户自主。

每一方都说自己在清除思想钢印。

Thiel 担心有人利用末日恐惧，建立一个统一世界，把人类锁进一套无法逃离的制度。

可这个世界未必由一位敌基督突然建立。它也可能由几家互相竞争的科技公司一点点拼出来。每家公司拥有一套模型、一部宪法、一组系统规则，以及数亿愿意把问题交给它的人。

到了这里，最开始那批旧书的意义才完整地显出来。它们不只是训练模型的语料，也是这套私人认知系统赖以成立的文明底座。谁取得这些书，谁制定模型的规则，谁就开始同时掌握知识的原料和知识重新出现的方式。

焚书

那些书被成箱买走，运进扫描中心。书脊被切掉，装订被拆开，机器逐页读取文字。然后一本书消失了，服务器里多出一份文件。

古代的焚书，目的是让某些文字从世界上消失。火烧掉竹简和纸，也烧掉思想传播的路径，一本书不能再被读，一段历史失去了留下来的证据。统治者靠制造空白，控制人们能记住什么。

AI 时代的焚书正相反。

书里的内容没有从世界上消失，甚至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出现在模型的一段回答里，但它已经不再以一本书的方式存在。

进入模型的书会被拆开，和数百万篇文章、网页、代码混在一起，切成适合计算的片段，参与参数的形成。没人能查看完整的训练集，也很难知道某一本书究竟留下了多少。它可能影响了模型对一整段历史的理解，也可能只贡献了几种句式，还会在后续训练和人工反馈里被继续改写。

这时，知识仍然存在，只是从可以被检查的文本，变成了一家公司的能力。

而当人们越来越依赖模型，AI 公司取得的就不只是保存知识的能力。它们还开始决定如何整理、解释和分发这些知识。

几千年来，人类保存知识的方式一直很笨。书散落在不同国家，学者为一个词争论，读者要花很多时间找材料。它不快，也不方便，却很难被一个人彻底控制。出版社倒闭了，书还在读者手里；一个国家禁掉某种思想，别处仍可能留有副本。

知识因为分散而活着。

模型改变的，不只是知识被存放在哪里，也包括人们抵达知识的路径。过去，人们从一个答案走向一本书、一篇论文和一场争论；当模型成为主要入口，人们可能直接停在答案本身。

模型让知识第一次可以被大规模集中到几家公司的服务器里。它们拥有算力，拥有最强的模型，也拥有把全人类留下的材料变成一种统一语言的能力。然后，它们按照每月订阅和 Token 用量，把这套能力卖回给人类。

科技公司确实投了巨额资金，买芯片，建数据中心，养研究人员，也承担安全治理的成本。收费本身不构成罪恶。

真正的问题在于，商业成本正在掩盖另一笔更庞大的投入。

那些书是谁写的，那些论文是谁做的，那些网页、帖子和代码，又是谁在漫长的互联网历史里一点点留下的。

AI 公司付了算力的价格，没有付人类文明的价格，因为这笔账根本没法算。没有哪家公司能向几千年里所有的作者、译者、程序员和普通人逐一购买授权。于是文明被默认成一种可以自由开采的自然资源。

公共知识进入模型时，被称为学习。模型向公众输出知识时，被称为服务。

这就是文明私有化最完整的闭环。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被切掉书脊的旧书不该只被当成一场版权争议。

它们是一种象征。

纸张被销毁，内容被保留。公开可见的原件离开流通，无法审计的模型吸收了其中的知识。书中的思想依然存在，却逐渐失去来源、上下文和独立于公司的生命。

新时代的焚书，不需要让知识消失。

未来的孩子可能很少再翻开这些书，有些书可能再也翻不到了。

他会直接询问模型，一场战争为什么发生，一种制度是否正义，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模型会在几秒钟内给出答案，语气平静，结构完整，也不会告诉他，这个问题曾经让几代人争论不休。

他可能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丢掉了，毕竟，答案还在那里。

AI 不会忘记人类文明，但这不是件好事。遗忘至少会留下空白，让人们知道有什么东西丢失了。更危险的情况，是模型记得足够多，回答得足够自然，让人们逐渐不再需要接触文明原本的样子。

人类对自身文明的记忆，开始经过少数公司的筛选。

AI 不会忘掉人类文明，但是 AI 可能只按照少数技术精英希望的方式，替人类记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