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来源于西方，它的思想来源，无疑带有浓重的西方哲学强调的“方法论制约人性”的硬伤。

当我们中国人接受区块链的思想之后，消化过程里总会融合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

这或许是造成激烈的争论和矛盾对立的根本原因，只是我们一直没有人深入的去研究这个方向。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与区块链目前的处境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最初我们缺少的是企业组织与管理经验，所以我们从引进管理人才和学习方法论开始去尝试做我们的市场。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从一开始生搬硬套，形式模仿，逐步的通过学习、对比、了解，最后有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方法论。这个过程，也是我们的企业家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当我们的企业家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的企业才真正有了今天可以与世界500强一较高下的力量。

这是区块链需要借鉴的方向。

对于区块链的社区生态与组织治理的共识模型，我们总是把目光聚焦在方法论上。这是西方思维模式的局限使然，我们一直也处在这个思维逻辑里面，所以到今天，还无法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方向。

方法论的极致，就是区块链算法规则的本源。自中本聪到V神再到BM，他们的解决办法都是在技术范式里面去寻找制约人性恶的程序，这显然等同于用人力去战胜自然的力量一样，结果不用猜想。

用我们的传统文化来评价这个方法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符合的思想逻辑，现在的区块链本质，总是无形中隐含着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式样。

但是我们对于天理的理解，其实与西方并不完全一样，我们讲的天理，更多的是天道和公理，西方的天理或许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天赋人权的思想。

这本身是一种考察方向的区别，是群体认识与个体认知的不同方向。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知行合一是区块链追求的方向。但是这个方向的把控，他们寄希望于算法规则，却忽略了知行合一的前提，是要有格物致知的过程。

西方是格物论的思维模式，我们更强调致知的力量。

格物研究的就是一些方法解析，致知可以让我们从全局上把握方向。

因为相对于单一的物的理解，知本身包含了两个层次。

认知只是一种可以产生共识的基础，而良知才是能够最终达成共识的力量。

目前的区块链共识机制设计里面，没有一种机制考虑到良知的因素，所以在认知的逻辑怪圈里左右为难，顾此失彼，这是因为没有良知做支撑的认知，很难真正统一到一个大的方向。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当组织生态里的个体，还无法把个人需求放在次要位置的时候，仅仅依靠制度和规则，很难做到控制所有作恶的想法，这就是目前区块链共识机制最大的硬伤。

为什么去中心化举步维艰？因为社区参与者一旦有了成为中心的力量，他会选择放弃去中心化的理想，进而追求自己成为中心的目标，这在币链圈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杭州的区块链产业园成立了，李笑来成为了政府支持的大基金的掌舵人，不少人想起了他当初的“好笑”的说法，为什么今天的行为与当初的看法如此的不一样？

EOS的超级节点之争已经越来越白热化，这还只是表面现象。我们没有关注的，是目前的几大交易所，早已经悄然的使用了超级节点的模式，在中心化的基础上采取了分布式中心的分权方式，所以对于上币、投票的争议，其实都是外部通过表象隔靴搔痒，对交易平台本身的利益群体，皮毛无伤。

什么样的有效方法，可以控制或者杜绝这些现象？

恐怕我们穷极想象，也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共识机制能够让这种情况得到哪怕一点实质性的改良。

公链越来越难做，因为没有激励的token体系它无法发挥作用， 但是只有内循环的通证经济模式很难让各方利益统合发挥集体的力量。

联盟链的力量越来越强，这从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项目选择这种方式就能看出一些情况。

从这些发展的情况，我们似乎可以总结出一些区块链在中国发展的未来方向。

节点集中与超级节点，其实都是一种对于去中心化的背离式设计，这种机制的流行，与李笑来的回归几乎是异曲同工。

在现实的区块链生态环境里，我们又一次引进了西方的技术，但是也和历史的情况一样，对于这种技术附着的思想，我们无法不加选择的全盘吸收。

方法论适合解决的是局部的问题，用来改变生产关系不是那么适合的，但无疑它可以租金生产力的提高，这一点是可以预见的。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中庸是一个沁入灵魂深处的东西。

所以我们对于超级节点的态度会热烈而又积极，对于李笑来的看似矛盾的做法也不会觉得很出意外，这里面都不是方法论可以解释的，是涉及到某些“致知”的深层次东西。

在我们的认知世界里，方法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如何从事物中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处事逻辑。

对于区块链行业圈子的我们，想明白这里的辩证关系，也许会让我们的技术研发和项目选择方向变得比较容易实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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